幫助詐欺的歷史共業：揭開立法、行政互踢皮球的面紗

近日某媒體出了幾篇幫助詐欺人頭帳戶的新聞，其中引述了立法委員的說法：「檢方及一審地方法院為了減輕基層壓力，顧全『訴訟經濟』的考量，大肆濫用『簡易判決處刑』程序，檢方偵結案件後，直到進入法院，當事人都沒有出庭抗辯的機會，因為簡易判決是採『書面審理』的特別訴訟，最後法官僅會以一紙處刑書來論定當事人的生死。」

【被騙更含冤】院檢濫用簡易判決　藍委提案修刑法 國會議員的論述充滿對刑事訴訟法以及程序運作的誤解，更無視立法者長期對於人頭帳戶問題束手無策，明知現行刑法可能不足以解決隨意交付帳戶導致的詐騙事件，卻消極不立法的責任，而輕易將責任推給院檢。下文將從刑事簡易案件流程談起，並淺談人頭帳戶的司法實務困境。

實務上，民眾因受騙將款項匯到某帳戶，案件就會進入地檢署偵辦，檢察官會傳喚該帳戶的持有人，詢問該帳戶的使用狀況，並且經過一連串證據調查，包含調閱該帳戶相關客觀明細資料、掛失止付資料等等，並詳細比對該名帳戶持有人之說法以及客觀的資料，若認為這個案件的確事證明確，才會聲請簡易判決處刑。

接著，簡易庭的法官會先收到卷證，有兩種處理方式：一是認為這個案件的確非常明確，被告講的辯解，悖於一般常理（例如：交付帳戶前，把裡面的錢領到剩幾十塊，又無法具體講出，為何將帳戶和密碼交給不知名人士去使用，也無法說出要如何控管他人去使用自己的帳戶，法律上就有極大可能認為這個人有容許他人隨便使用帳戶的意圖），綜合所有證據判斷，才會不開庭以簡易判決處刑，第二種則是，法官看了偵查中被告的說詞，認為有再聽一次被告說法的必要，法官就會開庭傳喚被告，若認為他的說法需要更加詳細的證據調查程序，像是傳喚證人、勘驗監視器等等，就會將這個案件轉為通常程序，由三個法官來審理，進行證據調查。

因此，到這邊我們可以知道，這類案件，被告在檢察官面前可以答辯一次，就算進入法院，也有機會在法官面前答辯，那麼該立委所說的「都沒有出庭抗辯的機會」的前提事實就有疑問了，因為被告在偵查中已經有一次出庭的抗辯機會，到法院也還是可以有第二次以上的出庭答辯機會。聲請簡易判決處刑的案件走向不一定像立委說的「法官僅會以一紙處刑書定生死」，實務上，許多簡易案件仍然被法官轉為通常程序審理。

人頭帳戶的詐欺問題的確存在社會結構的問題，亦即經濟狀況、智識等情狀的差異，導致涉犯幫助詐欺罪的比例高低，但若將此類案件處罰傾向處罰經濟社會弱勢的原因，簡化為院檢為了紓解基層壓力，故意剝奪被告程序上權利，則完全無視於此類案件行政與立法長期以來的互踢皮球、消極卸責。

其實，立法論上，一直有人呼籲，這類案件要用特別法處罰，禁止任意交付帳戶，以杜絕爭議，行政權也可透過對銀行更高的管制，去控管申辦帳戶情形（亦即銀行的KYC到底有沒有好好做），但不論是立法、行政權都沒有付諸行動。 畢竟，刑事司法之於社會問題，也僅僅擔任刑罰評價者的角色，立法、行政權在此類社會案件浮上媒體時，往往默不吭聲，司法反而被推往第一線處理社會問題，並被民眾期待擔任犯罪終結者的角色。當可憐老阿嬤因被騙而成為新聞版面，司法的罰與不罰似乎都成了眾矢之的，而立法權和行政權卻可隱身在此混亂中，繼續迴避問題，司法往往成為台灣社會最完美的代罪羔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