績效爆表，不如對症下藥
打開新聞，我們都很熟悉這樣的報導：「警方執行某某專案，雷厲風行，查獲……」
這些專案，其實跟電信門市、鞋店的專案類似，就是說在這段專案期間要達到某些績效，讓營業額開出紅盤，那警界的績效是什麼？就是指破案率、查獲率、核票率、聲押率、見報次數等等評比指標，所堆砌出來的報表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，警界高層要多少績效，下游就要想辦法端出來，不然就等著被電到爆。那，績效怎麼達標？難不成做壞事的人都這麼剛好，選在各種大掃蕩時期犯罪嗎？當然不是，而是要警察去生出來，用各種見得光見不得光的方式灌滿績效表。
最近的數字遊戲，顯然是「毒品」。
於是，各地方檢察署開始收到爆量但體質不良的販毒案件：單一指述（購毒者單方面指稱某人就是賣毒給他的人）、很久之前的交易只有附上薄薄一紙通聯佐證等。
這種卷證品質，顯示在數字掛帥之下，基層們無瑕顧及案件成熟度，一股腦就移送出去了。但也必須強調，這種現實不能責怪個別警察，因為每個警察、甚至每個人都是龐大體系中的無奈小螺絲，且在制度設計上，警方毋須蒞庭公訴，也缺乏辯論攻防的訓練，對成案與否，自然有不同於檢察官及法官的想像。政策成敗終究不該歸於個人，而該檢討炒短線的績效制度。
當一堆沒有營養的案件被拋丟出來，檢察官變成寫不起訴處分書的結案機器、被告證人不知所云的來開庭⋯已然是虛耗。但重點是浪費資源，排擠掉那些真正有發展性但需要時間與心力去耕耘的案件。
但除了不起訴，總還有罪證明確的案件吧？當然是有的。只是同樣以販毒為例，最容易被抓的，往往是較有年紀以傳統方式聯絡賣毒的、行蹤比較固定的，總之是那些比較「沒有辦法」的人會鋃鐺入獄。
最近拜讀許仁碩博士生的「停止警察績效大躍進」一文，非常值得一讀，其中提到：「台灣需要的治安政策，並不是建立在『亂世』恐慌下的警察擴權、司法放水以及要求案件直線成長的績效競賽。而是更細緻的分析各類犯罪成因，對症下藥。例如毒品問題，與其顧著抓吸食者與車手交差，去追上警政署要求的每年績效成長幅度；不如修補社會安全網、推動減害治療，去減少社會底層陷入毒癮的可能。」
一個高明的犯罪者，當然最愛警政高層這種灌水短線作風，當國家傾全力對付低階毒販、甚至單純施用者，國家不再有多餘能量去論述毒品防制對策，也無暇精進現有的通訊監察技術或是分析整個犯罪集團網絡。
一個高明的犯罪者，當然最愛警政高層這種灌水短線作風，當國家傾全力對付低階毒販、甚至單純施用者，國家不再有多餘能量去論述毒品防制對策，也無暇精進現有的通訊監察技術或是分析整個犯罪集團網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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